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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技術進步還是增加投資

　　工業化道路有新舊之分

現代經濟學把先行工業化國家的近代經濟發展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起飛”前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從18世紀后期第一次產業革命開始到19世紀后期第二次產業革命開始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第二次產業革命以后的“現代經濟增長”。這三個階段經濟增長模式是不一樣的。

在18世紀后期到19世紀后期工業化早期和中期階段，工業化的基本內容，是用機器大工業生產代替農業和手工業的手工勞動。這就要求密集型的重化工業以較之輕工業更快的速度增長。傳統工業化道路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依靠大量投資發展重化工業來推動經濟增長。

馬克思首先發現了這種增長模式的弊病。他在《資本論》中指出，由于資本的“有機構成”（即不變資本對可變資本的比率）在資本積累過程中不斷提高，這種方式的工業化一定會產生兩個必然結果，其一是“相對過剩人口（即失業人口）不斷增加”，其二是“平均利潤率不斷下降”。

然而，先行工業化國家在進入工業化后期以后，并沒有出現失業人口不斷增長和平均利潤率不斷下降。許多經濟學家研究了其中的緣由。索洛指出，如果增長僅僅依靠資本積累實現，那么，隨著資本總量增加，必然發生資本收益遞減，在資本收益遞減而投資率不可能無限提高的情況下，增長率就應當持續下降?？墒窍刃泄I化國家并沒有出現這種情況。索洛認為，在生產函數中，還有一個投資所不能解釋的“余量”。他把這個“余量”命名為“技術進步”。

諾獎經濟學得主西蒙·庫茲涅茨也以翔實材料證明，在先行工業化國家的現代經濟增長中，增長主要并不是靠投資拉動，而是靠效率提高實現的。此后，許多經濟學家推動了經濟增長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強調現代經濟增長中技術進步最主要的推動力是人力資本（人的知識和技能）的積累；甚至把技術進步看作一個與系統本身的經濟、社會、政治條件密切聯系的內生變量。

工業化后期

　　提高效率主要源泉在哪里

從現代經濟增長的實際情況看，效率提高的主要源泉大體上有三個。

第一，是所謂“基于以科學的技術”的廣泛運用。在此之前，技術進步主要靠工匠們的經驗積累。到了第二次產業革命時，新工藝、新材料、新能源、新產品源源不斷產生并且得到廣泛運用，技術進步加速進行。

第二，是服務業在19和20世紀之交后異軍突起，很快超越工業成為主導產業。在工業化后期的英國和美國經濟中增長最快的主導產業，并不像霍夫曼預言的那樣是工業、特別是重工業，而是服務業，尤其是其中的生產性服務業，其他后起工業化國家的情況也大體如此。20世紀制造業的一項革命性變化是它與服務業的一體化。所以有人把后期工業化叫做“服務業－工業化”。

更重要的是，20世紀最后20至30年的經濟學突破使我們懂得，總成本是由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兩部分構成的，而且隨著分工的深化，交易成本所占比重愈來愈大。而服務業的發展降低了交易成本，對經濟整體效率的提高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是，先進國家在上世紀50年代開始逐步進入信息社會。信息化成為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的新來源。后起國家可以發揮后發優勢，在具有經濟合理性的場合下運用這些技術來提高效率，“用信息化帶動工業化”。

總之，在我看來，“新型工業化道路”所說的“新”具有兩重含義：第一重含義是相對于第一次產業革命后主要依靠資本和其他資源投入的早期工業化模式而言的。第二重含義的“新”，則是現代經濟增長模式的進一步發展，指的是信息技術逐漸成為引領經濟發展、改變世界面貌的主要角色。對于尚未實現工業化的國家來說，“新”就新在恰當地運用現代信息技術來加快第一重意義的“新型工業化”。

重“結果”輕“原因”

　　造成我國經濟粗放增長

即使到了世紀之交，中國仍然在工業化道路和增長模式方面存在一些根本性問題。主要問題可能在于過多強調獲得提高效率的“結果”，而沒有著重于改變造成粗放增長的“原因”，即與傳統工業化道路和增長模式相配套的制度與政策安排。

這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第一，各級政府和政府官員仍然擁有許多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相稱的資源配置權力，如土地批租權力、影響貸款發放的權力等等。

第二，計劃經濟時期所謂“八大指標，總產值掛帥”的做法，仍然在干部考核、經濟發展水平排名、社會各界對政府官員政績評定時起作用。

第三，以生產型增值稅為主要稅種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分成的財政收入制度，仍然起著激勵各級政府重工業、輕服務以及熱衷于發展價高利大的重化工業的作用。

第四，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為鼓勵發展資源和資本密集型工業而形成的生產要素低價政策和無償調撥的體制仍然保留。要素價格扭曲造成了成本扭曲和社會稀缺資源的濫用。

在前面講到的制度和政策環境下，我國許多政府官員把產業結構優化理解為發展產值大、收入多的重化工業，于是運用自己配置資源的權力，推行產業結構“重型化”，造成了一系列消極后果。

第一，不能按照比較優勢原則配置資源，造成國民經濟整體效率下降。我國資源稟賦的基本情況是“人力資源豐富、自然資源緊缺、資本資源緊俏、生態環境脆弱”，而在用投資拉動以重化工業為主的增長導向下，一些政府官員沒有把稀缺資源投向低資本和資源投入、又能發揮人力資源豐富的優勢產業，必然造成整體經濟效率下降。

第二，放松了在技術創新、產品升級換代上的努力。經過多年建設，中國已經擁有運用和自主開發20世紀后期技術的物質技術基礎；相對于許多發展中國家，我國勞動者受過較好訓練，也更加富有紀律性和創新精神；而且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其中能夠承擔技術創新重任的科學技術人員的絕對量也不在少數。但在前述制度政策環境和增長模式下，那些有能力進行技術創新的企業和個人的潛力沒有得到正常發揮。

第三，抑制了對提高國民經濟整體經濟效率關系重大的服務業的發展。先行工業化國家后期工業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服務業和加工業的融合，并以服務業為中心將價值鏈的各個環節串聯起來。而且整個價值鏈中，研究、設計、品牌營銷、供應鏈管理等環節附加價值和盈利率高，而中間的加工環節附加價值和盈利率低?，F在我國大部分出口企業安于做粗加工，“賣硬苦力”，有時還要搭上自己的不可再生資源和生態環境，而把高附加價值和高盈利率的機會讓給別人。

第四，造成水、土、煤、電、油、運等基本資源的高度緊張。例如，世界各國工業化過程中電力供應對GDP增長的彈性系數一般保持在0.8至1.0之間，我國過去40年此一系數的平均值也約為0.8，但是近年來由于大量發展耗能工業，此一系數已經提高到1.6左右，大部分省份仍然嚴重缺電，甚至連居民生活用電都得不到保證。

第五，加速生態環境的惡化。例如，華北平原嚴重缺水，但大量耗水的重化工企業，不僅導致很嚴重的水資源緊缺，如果持續下去，還會造成永久性災難。

第六，增加了解決就業問題的困難。我國人口眾多，大部分是農民，除了每年城市新增的勞動力，還有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需要轉移到城市非農產業中，而據統計，重工業部門每億元投資提供的就業機會，只及輕工業部門的三分之一。因而采取以重工業為主實現工業化的方針，必然增加解決就業問題的難度。

第七，過度投資孕育金融風險。在近年來的房地產和重化工業投資熱潮中，無論公私企業還是政府機構都靠商業銀行貸款支撐，如果投資決策失誤或者泡沫破滅，都會使銀行壞賬大量增加，極易引起金融系統的系統風險。

新型工業化道路

　　我們應該怎樣才能“走”好

如何走出一條新型的工業化道路，從而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這里提出一些初步意見，希望引起更深入的討論。

第一，要轉變在傳統工業化模式下形成的思維定勢。我們必須深刻認識，依靠資源和資本投入支持的粗放增長是不可能長期持續的。我們應當把轉變增長方式、建設節約型經濟當作“十一五”乃至更長時期的基本指導方針。各級黨政領導干部在想問題、定政策時，一定要樹立科學發展觀，把節約資源、提高效率、實現持續穩定增長作為衡量取舍的最終標準。

第二，要建立能激勵科學研究和技術在生產中運用的制度和機制，加快技術進步。

第三，要大力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在中國這樣的市場制度還很不完善的國家，發展服務業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們只能知難而進，要盡一切努力改善制度環境，使服務業得到充分發展，以便用最少的資源消耗創造更大的價值。

第四，要用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即通過信息產業的服務提升各行業的效率。在國際上信息產業中硬件與軟件和服務的產值比重大致是3∶7，可是在我們這里這個比例倒過來了：主要是硬件，其次是軟件，信息服務簡直微不足道。這種情況必須改變。要使信息技術成為降低各行各業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有力武器，帶動社會整體效率的提高。

第五，要加快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完善競爭性市場體系，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以提供提高效率的制度性保障。同時，要矯正由于行政干預造成的價格扭曲，弱化政府配置資源的權力，建設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最后，要通過改革，推動教育事業發展，實現人力資本積累。根據日本的經驗，教育趕超要先于經濟趕超兩代人之久。在這方面，我們必須痛下決心，急起直追。